遭到多家医院拒绝的艾滋男童,一夜之间父子俩登上了报纸,孩子突然被转换到传染病病房,医院约来记者采访自己,在昨天傍晚6点前,父亲并不知道这些事情对孩子意味着什么,直到记者的话筒递到他跟前“广州儿童医院说你的儿子可以手术了”,似乎并没有舒缓下来的父亲语气沉重,说“我走投无路,走一步算一步”。
昨日下午,广州市儿童医院副院长龚四堂紧急约见记者,他表示,儿童医院不会将艾滋病人拒于门外。昨日,医院的相关专家已经为孩子的病情进行会诊,预计今日治疗方案会出来。院方承诺,孩子在儿童医院会得到很好的治疗。目前父子俩正在等待这场救命的手术。
医院会诊治疗孩子
龚四堂说,自从确诊了艾滋男童携带病毒之后,医院于6月20日和21日先后两次,使用专门用于传染病患儿的胃镜为孩子做了胃镜检查,6月22日为他进行了消化道造影,以上检查均表明孩子的食道现在严重狭窄,已经不适合做内镜直视下食道球囊扩张术。
据介绍,昨日上午,在儿童医院院长夏慧敏的指示下,医院胸外、普外、感染、消化以及放射科等科室的专家为孩子的病情进行了会诊,讨论用其他的方式来为孩子进行治疗。据了解,下一步的治疗可能分为几个步骤,第一是邀请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的艾滋病专家确认孩子体内艾滋病毒的发展情况,看他是属于携带者还是发病者;二是考虑到孩子已经9个月没有正常进食,营养状况欠佳,院方会在男童的胃部做一个篓口,将营养物质直接输入孩子体内。三是考虑用外科手术为男童进行食管扩张术。由于孩子体内的艾滋病毒会给他身体的免疫机能造成伤害,估计他的康复期会比普通病童长。
龚四堂明确表示,在为孩子进行手术这件事上,医院在医生、技术和设备方面都没有任何问题,目前主要看男童的病情需要。
“艾滋病人如果没有其他的合并症应该进行归口到专业医院治疗,如果有其他的并发症,普通医院有义务治疗艾滋患者。”龚四堂说,今年4月,儿童医院收治并积极治疗了一名严重呼吸衰竭的非洲籍艾滋病童,不过14天以后,该儿童还是离开人世。面对艾滋病人日渐增多的现状,儿童医院每年都会给医务人员举办艾滋病知识讲座,“绝大多数医生对艾滋病人是没有恐惧和歧视的。”“由于孩子的父亲起初向医院隐瞒了孩子是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情况,让医院走了很多弯路”,他呼吁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在就诊时,向医生如实地告知病情。
为了避免引起同病区其他病友的恐慌,儿童医院昨日已将孩子转入传染病区的病房。
跨院合作治艾滋患者有先例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是目前广州市艾滋病定点收治医院,去年年底,一名孕妇在广州市妇婴医院产检中检出艾滋病毒,后被转介到市八医院。由于市八医院没有产科,最后是由妇婴医院派出妇产科专家到市八医院为该名孕妇进行了剖腹产。昨日,市八医院党委书记杨湛表示,艾滋病人出现早期症状后被普通医院转到市八院的个案很多,而市八院收治的艾滋病人出现严重并发症,超出市八院治疗的专业范围,邀请其他医院的专家到市八院为其进行治疗的病例也不少见。考虑到孩子所需要做的食道手术比较复杂,她认为孩子最好在儿童医院做完手术后,再到市八医院对艾滋病进行治疗。
艾滋男童的一天
6月25日,炎热的一天,父子俩还住在儿童医院的病房里。
●8时 儿童医院住院部四楼内二科,玻璃墙内,5岁的孩子正在熟睡,父亲趴在床沿,半小时后,三名医生走进病房察看孩子病情,父亲说几位医生是前来商讨孩子转外科的事宜。
●近9时 父亲用饭盒打了一份白粥作为早餐,正吃着白粥,儿子突然用湖南家乡话大喊“呕吐,呕吐”,父亲立刻放下碗筷,把侧躺的儿子扶正坐在床上,左手拿红色口盅,右手反握不锈钢勺,咳嗽伴着眼泪,父亲不断用勺柄往孩子喉咙处轻挖,憋在口里的唾液终于吐出来,眼泪水从孩子眼角滑下,他安静地坐在那里,没有哭泣,也许咳嗽和吐唾液让他觉得太难受了,所以禁不住流眼泪。这8个小时里,孩子吐了10次。
这一次躺下,孩子闭着眼睛,突然又张开,很大很大,爸爸碰了一下他的脸蛋,他又把眼睛闭起来,“他在装睡”,父亲说,孩子出生一个月后就学会装睡,“平时做错事就会躺着装睡,等我们不跟他计较的时候,自己又起来耍”。父亲称孩子为“牛”,他说自从孩子得病以后,家乡老父为孩子另起名“高牛”,“名字起得低贱一点,兴许更容易养活”。
●12时 父亲在医院打了一份午餐,吃着吃着,儿子又嚷嚷“呕吐”,吐完唾液后,孩子“严肃”地问了爸爸两个问题,“今天吃什么?”“好吃吗?”,父亲说,每天中午吃午饭,孩子都会这样“惯例询问”。
●14时 病房玻璃墙外看过去,孩子不在床上,爸爸父亲俯下身子,推开房门,孩子正坐在床脚边的痰罐大便,姿势端正,一言不发,眼睛望着地下。父亲说,孩子刚来医院那会儿曾经好几天没有大便,这两天好一点,每天都会有。大概10分钟,擦屁股、洗痰罐,做这些的时候,这位父亲不说一句话。
●14时45分 医生通知父亲“转内医”,父亲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倍感疑惑:对面楼层四楼是干吗的?临床一名小病友告诉他,“那是治传染病的地方”。“不想睡”,听着儿子的话,父亲把孩子扶正,为他披上自己的外衬衣,为他的右手按摩,“他觉得很痒,让我给他捏一捏”,病房内进进出出无论多少人,听得懂孩子说话的,只有爸爸父亲。孩子一直很安静,眼睛时而望着天花板,时而望着前方,除了简短的“呕吐、擦鼻涕”一类要求,不多说一句话。
父亲说,6月初刚进医院时,孩子还有11公斤,现在只剩下9公斤,比隔壁床4个月大的婴儿体重还轻。
此时,红丝带的义工阿莲到来,虽然多次见面,可孩子脸上并无任何笑意。事实上,在记者伴随孩子的8个小时里,没有见过孩子脸上浮现过任何笑容。父亲说,孩子从不和陌生人亲近,“他单独与我相处的时候还是会笑”。
●15时20分 平时巡房的刘医生带着父亲父子走往对面4楼传染病科病室。父亲左手搂着儿子,右手高抬点滴,来到传染病科一个独立病室,匆匆放下孩子,又去搬行李了。在记者相守的八个小时里,父亲第一次离开儿子。
“呜呜呜”,孩子大声哭了起来,记者听得出来,他在用家乡话用力地喊着“呕吐”,孩子一边哭一边咳嗽,唾液无法完全吐出,他哭得更厉害了,口中一直嚷嚷“爸爸,爸爸”,只有爸爸懂得用勺柄减轻他的痛苦。
●15时35分 父亲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病历袋推开房门,孩子突然不哭了,父亲职业性地拿出口盅和勺子,几分钟,孩子变得沉默如初。过了一会,父亲抱着孩子站在称上侧量体重,这是一天以来,记者第一次看到孩子自己站着。
●16时15分 记者离开孩子所住的病室,孩子端坐,父亲低头收拾衣物,表情一如既往的沉重。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钟跃东 张艳芬 王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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