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回顾 2009年6月，在大理市防艾工作会上，大理第二人民医院皮肤与性病科主任、大理市艾滋病健康促进会负责人张建波，提出开设一间以同性恋为主体顾客的酒吧的构想，计划通过酒吧的平台吸引、覆盖、干预更多的人。此构想上报大理市有关部门后，获得同意。

　　11月底，一家媒体率先报道了国内首家“同性恋”酒吧开业的消息，全国各路媒体不约而同赶赴大理。网友对于这个另类酒吧的开张褒贬不一。

　　11月30日上午，酒吧十余骨干，在一起开会，商讨应对舆论措施。

　　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迫于媒体过多关注”，原本准备当天开业的酒吧推迟开业。

　　12月2日，针对近日一些媒体“酒吧被迫关闭”报道，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新闻办主任赵辉说，政府没有关闭酒吧的意向，相反非常支持酒吧的正常营业。

　　大理市下关镇，这里是古城大理的市中心，向北15公里，就是著名的古城。

　　古城的夜，灯火璀璨。一对年轻男女坐在一家古典的咖啡馆前，旁若无人，热烈地拥吻。

　　行色匆匆的背包客、寸步不离的情侣、浅吟低唱的流浪歌者，卡布奇洛的清香中混着酒精味……

　　这样的氛围，刺激着荷尔蒙，同时，也催生了一种“畸形”的爱。

　　大理的男同性恋者，在这个世界艾滋病日被推上了前台。

　　更吸引眼球的是，起初传闻是大理市政府出资建了一家专门针对男同性恋的酒吧。后来证实“政府出资”是个误读。

　　不过，因为媒体的关注，这家酒吧未能在12月1日如期开业。

　　当地的“圈内人”正在等待这次风波的平静。

　　酒吧还未取名

　　这是大理市中心的一处隐秘之地。夜晚，沿着一条漆黑的小巷走到尽头，里面有几间网吧和酒吧。

　　12月1日深夜，小巷的尽头霓虹闪烁，附近几家酒吧的音响里，传出轰鸣乐声。透过透明的玻璃窗，衣着光鲜的男女们，手举酒杯，随着音乐的节奏，摇动着身体。

　　而其对面的一家原本应该在当晚开张的酒吧，却一直大门紧锁。

　　没有灯光，没有音乐，甚至，这家酒吧还没有名字。这是大理市专门为当地男同性恋者开的酒吧。

　　张建波，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与性病科主任、大理市艾滋病健康促进会负责人，同时，也是“男同”酒吧的倡导人。

　　当晚，他为记者打开了酒吧的大门。跨进大门，百余平米的酒吧，没有隔断，一览无余。酒吧的内饰以粉红为主色调，配上若隐若现的帷幔，温馨而暧昧。

　　虽已完工，但现场还散落着油漆桶和画笔。张建波介绍，原本骨干成员打算在11月30日晚上清理完毕，等待开张。“但报道一出，他们全都不来了。”

　　破损的吧凳用麻绳绑着，音箱的4个角油漆都已剥落，唯一的冰箱也已停摆。张建波称，因建酒吧的经费有限，大部分的东西都是从二手市场淘来的。

　　与其他酒吧的华丽或另类不同，这间酒吧有一面最有特色的“面孔墙”。“这是志愿者们自己设计制作的。”

　　墙上贴着上百张型男照片，全是国内国际的演艺、健美和时尚男星的杂志照片，包括当今世界知名的型男和酷男，他们或表情冷酷，或露出一身性感的肌肉。

　　酒吧除了少量红酒之外只有茶水和软饮料，“这里被称为酒吧，又与其他酒吧不同，更多的意义在于这里是个交流场所。”

　　在酒吧的旁边，还有一间小办公室，这里放置着大量防艾资料，以及免费发放给“男同”们的安全套。

　　酒吧开张后，经过培训的志愿者就会主动给顾客提供咨询和帮助，希望通过在这种轻松的氛围中，对男同性恋者实施干预。

　　太受关注推迟开业

　　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当天，原本是酒吧开业的日子。

　　“选在这天开业，就是为了表明我们这个酒吧的宗旨。”张建波说。

　　11月底，一家媒体率先报道了“男同”酒吧开业的消息后，全国各路媒体不约而同赶赴大理。同时，网上对于这个另类酒吧的开张亦褒贬不一。

　　“没想到，我们会因为一个酒吧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大理市卫生局局长李军说，这是他们此前始料未及的。

　　通过网络知道了媒体的报道后，11月30日上午，酒吧十余名骨干成员，在一起开会，商讨应对措施。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酒吧推迟开业。

　　最近几天，酒吧的骨干成员一直未在酒吧露面，也都拒绝媒体的采访要求。“他们中间很多也是‘男同’”。

　　据了解，为了这天的开业，他们做了大量准备。

　　除了酒吧的装修之外，这些骨干成员还煞费苦心地准备一些小节目。

　　他们以小品的形式，将“男同”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展示出来，并教他们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套，以及防治艾滋病的知识。

　　酒吧开业的消息，也在当地“男同”中传播开来。12月1日，还有不少不知情的圈内人赶到酒吧捧场。一位“男同”给张建波发来鼓励的短信，同时，对酒吧的推迟开张表示“很遗憾”。不过，张建波有自己的主张，他说等这阵风波过后，酒吧将会再开业。

　　被误读的“政府出资”

　　蒋安民，大理市卫生局副局长、防艾办主任。正是他作为主管官员，此前接受了媒体的专访，让“政府出资建男同性恋酒吧”受到争议。

　　最近几日，媒体齐聚大理，原本应该是他出面接受采访。但这几天，他都没有出现。

　　大理市市委一名官员说，他们对媒体此前的报道内容没有意见，只是指出“政府出资”是一个误读，“这样一来，让人联想颇多。”

　　“酒吧并非政府出资创办。”该市卫生局局长李军出面辟谣。他介绍，该男同性恋酒吧是由大理艾滋病健康促进会主导创立。

　　大理市艾滋病健康促进会是当地的NGO组织(非政府组织)，张建波就是该组织的负责人。

　　“主要是那个12万的数字惹祸了。”张建波解释，这次误解的发生，纯粹是一次数字上的巧合。

　　他说，大理市每年拨给他所在的第二人民医院12万元经费，用于防艾宣传教育、培训、科研等方面。同时，近年来英国马丁基金会每年大约投入3-5万元、全球基金会每年投入2-3万元支持健康促进会工作。

　　张建波为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酒吧装修用去8万元左右，每年房租近3万，加上初期的运营费正好12万元。

　　误解还远不止于此。

　　就在各路媒体疯狂追逐这个“男同”酒吧时，云南当地媒体忽然爆出，“张建波医生被‘相关部门’带走，限制其接触媒体，同时，酒吧的骨干成员因身份暴露，有家庭破裂之忧。”

　　这一报道，让大理市相关部门大为不解。事实上，最近几天的张建波，一直在频繁接受媒体采访。

　　酒吧“出炉”获相关部门同意

　　“建这样一个酒吧，并非是我们突发奇想。”张建波说，这只是他们为掌握当地男同性恋群体的又一尝试。

　　目前，在大理古城里，还有他的“大理好朋友工作室。”这是古城中一处古老的宅院，工作室经过培训的十余名骨干志愿者定期开展被称为“同伴教育”的活动。

　　在活动中，通过游戏、培训等方法鼓励参与，许多来自农村的男同性恋者，被请进来第一次接触到防艾知识。

　　4年来，在古城中，工作室三易其址，“就是为了不引起周围人群的关注。”

　　“酒吧，和工作室的目的一样，只是变换了一种形式。”在酒吧林立的古城大理，这种场合，能让大多数人勇敢地走进来。

　　2003年开始关注男同性恋人群，掌握的数据，从当初的“0”，到如今的“2000”，实为不易。

　　“当初，花了一年时间，硬是没有找到一个。”张建波介绍，当时，艾滋病传染途径的关注，除了性工作者和吸毒人员之外，研究人员已注意到了男同性恋者，但都苦于对这个群体无法掌握。

　　他自己也没想到，突破口竟是从他的一个中学同学身上打开。

　　偶然的机会，他将一个“疑似同志”的中学同学叫到办公室，一脸严肃地说知道了他的性取向有问题，同时表明只想在这个群体中做艾滋病防治工作。

　　对方一阵吃惊后矢口否认，经过几个小时的深谈，对方才表示愿意配合。

　　“只要打开了突破口，接下来的工作就相对好办了。”几年内，他掌握了近2000名男同性恋者的基本情况。

　　2009年6月，在大理市防艾工作会上，张建波所负责的NGO组织提出开设一间以同性恋为主体顾客的酒吧的构想，计划通过酒吧的平台吸引、覆盖、干预更多的人。

　　“我们开设这个酒吧的目的，是为了能给同性恋者搭建一个防艾教育的平台，将同性恋者集中起来，进行针对性教育，对他们的行为进行有效干预。”

　　同时，通过酒吧，希望找到更多的目标人群。之后通过同伴宣传教育，采取有效措施，强化对艾滋病的防控，减少艾滋病毒对自己和他人的感染和传播。

　　正因为这一系列宏伟的目标，计划上报后，获得了大理市相关部门的同意。

　　大理男同性恋大多在农村

　　每月逢五、逢十，是大理古城赶集的日子，周边的农民涌至古城，原本狭窄的街道被周边农村人挤得满满当当。

　　古城边有一片小树林，每到赶集日，就会有一对对举止奇怪的男子，亲密地走向树林深处。

　　12月1日，大理市艾滋病促进会志愿者小林带着记者找到这片神秘的树林。已是冬天，树叶纷纷落下，走在上面，松软舒适。

　　小林告诉记者，每逢赶集，促进会都会派志愿者守候此地，对每一对走向树林深处的男性发放专用安全套。

　　这是大理市“男同”自发形成的约会场所，已持续3年有余。

　　到小树林约会的大多是农村人，平常与其他人无异，生活在各自的家庭，只能在赶集日偷偷约会。

　　“我们不能阻止他们的性行为，只能进行引导。”

　　大理市区向北15公里，穿过古城后，广袤的土地上，都是当地的农村。除了旅游之外，工业并不发达的大理，农业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大理说到底还是滇西贫困地区。”该市政府一位官员说。

　　该市艾滋病促进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已掌握的近2000名男同性恋中，六成以上都生活在农村，当地的医疗条件和性知识的普及均相对匮乏。

　　“在我们看来，同性恋大多发生在更为复杂和前卫的城市。”对于记者的这一疑问，张建波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在他看来，同性恋的发生与生活的环境以及知识结构没有直接关系。“即便在动物中，也会发生同性性行为。”

　　在他看来，大理市这种看似独特的男同性恋人群结构，与当地的人口分布有关。“大理市大部分人口都生活在农村，因此，同性恋人群集中在农村就不足为奇。”

　　同时，大理市公布的男同性恋数字，在同等城市中已算罕见。该市卫生局官员对此并未过多担忧，“并不是我们当地男同性恋人数多，而是我们发现得多。”

　　张建波还有一个希望，一旦酒吧开起来后，他将把农村和城市“男同”分开管理，“农村男同性恋者首要解决的应是自我认同感。”

　　网上，关于这个另类酒吧的争论仍在继续。

　　一个现实不容忽视：云南省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数均居全国前两位。同时，性途径传播已成为该省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甚至已高达60%以上，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感染者上升较快。

　　不过，云南省卫生厅厅长陈觉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锤定音——“力排众议，支持酒吧开业。”

　　◇表态

　　大理市政府支持“男同”酒吧营业

　　由10余名防艾志愿者经营的以男同性恋者为主要顾客的酒吧，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试营业以来，随着媒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关注的升级，每天都有众多的人员探访酒吧。为了更好地保护志愿者的隐私和权利，目前所有志愿服务者暂时离开酒吧，酒吧开业计划暂缓。

　　12月2日，针对近日一些媒体“酒吧被迫关闭”“张建波被控制”的报道，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新闻办主任赵辉说，政府没有关闭酒吧的意向，相反非常支持酒吧的正常营业，酒吧工作人员由于媒体和公众的过度关注，暂时不愿意抛头露面，不存在被遣散和限制言论的情况。

　　“酒吧要被政府关闭”这个说法纯粹是造谣。男同酒吧的工作人员小陶称，“我们酒吧没有如期开业，是因为媒体过于关注。我们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不太愿意去面对突如其来的媒体。我们当中一些人也很担心被媒体记者照相，暴露了隐私。”

　　据新华社

　　看了新闻才知道大理建了一家同性恋酒吧，感觉也没什么。大理的酒吧，应该呈现出多样化，适合不同的人群玩耍。

　　——大理西藏咖啡的工作人员杨淑珍

　　我听说了同性恋酒吧，感觉很恶心。酒吧里全是男的，亲密的样子简直不可思议。

　　——大理古城居民，21岁的女孩康建开

　　我因为同性恋酒吧无可奈何地成了名人，接到了很多电话和短信，在这些谩骂和侮辱的电话和短信里，我被指责“很变态”！

　　——“大理好朋友工作室”的创办者、医生张建波

　　据中新社

　　酒吧内部，主色调为粉红色。“面孔墙”贴着上百张型男的照片，他们或表情冷酷，或露出一身性感的肌肉。本报记者 刘飞超 摄

　　男同酒吧“吧主”张建波：防艾如履薄冰

　　12月8日，大理下关。

　　小巷角落里原定于一周前开业的男同性恋酒吧，依然大门紧闭。这家因有政府注资背景而引来“媒体过多关注”的酒吧，重张的日期仍是未知数。作为它的倡导者及顾问，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与性病科主任、大理市艾滋病健康促进会负责人张建波，也因此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事实上，在防治艾滋病领域10年的坚持不懈，张建波早已声名远播：2007年曾获国际奖项“艾滋病防治特殊贡献奖”马丁奖，当年还被国家8部委授予 “抗击艾滋病20年奖”，2008年获“云南省防治艾滋病人民战争先进个人”称号……对于这次因男同酒吧再次“出名”，他有些疲惫和无奈：“由于不了解而导致的不理解甚至歧视，有时候比病毒更可怕。”

　　关键词之酒吧

　　曾去多个城市考察地下同性恋酒吧

　　12月5日。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佩吉健康中心。

　　这一天是周六。潮水般涌来的记者已经消退，被轮番轰炸的张建波难得地睡了个好觉，气色看上去还不错。生于1971年的他个头不高，斯文，语速缓慢而低调。

　　谈话肯定绕不开酒吧。头天下午，在大理市中心一条不起眼的小巷角落里，记者见到了这家尚未开业先歇业的酒吧：卷帘门紧闭，连名字都还没有起。旁边的墙壁上有凌乱的涂鸦，不知道谁写了两行字：“年轻没有什么不可以！”“珍重！”

　　■三年前开了一个男同休闲吧

　　张建波告诉记者，在决定开办这个酒吧之前，他曾去昆明、成都等多个城市考察过类似酒吧，发现确实能通过这一平台召集同性恋者，“不过它们基本上都是私人开办的，处于地下状态”。

　　而建这样一个酒吧也并非突发奇想。

　　据张建波介绍，3年前，他们就在大理古镇开了一个休闲吧，供男同们喝酒、饮茶，在轻松的氛围里进行交流沟通。平时每天有20余人，搞活动时达100多人。今年，在休闲吧的基础上成立了“大理好朋友工作室”，工作室经过培训的十余名骨干志愿者定期开展被称为“同伴教育”的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三年来，休闲吧在古城中三易其址，“就是为了不引起周围人群的关注”。

　　■难以接受酒吧被“污名化”

　　让他难以接受的是，“酒吧”这个词在此次风波中被“污名化”甚至“妖魔化”。“我们的装修是非常温馨、通透的，不像一些人理解的是喝酒、蹦迪很闹腾的地方，更不允许在酒吧进行性行为。”张建波说，准确讲，它更像一个健康培训中心或者说信息交流中心。“来这里的人可以接受一些防艾知识的培训，而促进会也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建议和反馈。”

　　在此之前，大理男同性恋者的聚集场所是古城边上的一片小树林。这个自发形成的约会场所已持续3年有余，到这里约会的大多是农民，平常与其他人无异，有各自的家庭和生活，只能趁每月逢五、逢十的赶集日偷偷约会。

　　张建波认为，与小树林相比，酒吧的优势在于更健康、更容易吸引追逐时尚的年轻人，而且对男同们的行为更有约束。地理位置的变化，也代表了防艾阵地从农村逐步向城市的扩展。而它的劣势则是在市区更容易暴露。这次酒吧未能如期开业，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因酒吧接到匿名谴责短信

　　对于张建波来说，他的压力更大。一条发到他手机上的短信这样写道：“尊敬的张大夫，您怎么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举呢？劝您在同性恋们浮出来后，重建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引导他们去掉这人类的恶习，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有匿名短信称其给男同们发放安全套“是罪恶的”，并奉劝他“亡羊补牢”。张建波说，作为一个医生，他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人得病而不站出来教给他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防治疾病的措施。

　　尽管如此，他还是看到了这次事件积极的一面：“至少扩大了宣传，给更多的人上了一堂关于同性恋的普及课。尤其是张北川等专家在电视台的讲解，让大众了解到更科学的知识和态度，对我的攻击语言也明显少了。只有感受、认识、接受这个人群，才更有利于消除歧视。”

　　■通过同学打开男同突破口

　　不容否认的一点是，酒吧风波之所以引发如许关注，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它服务的特定人群——男同性恋者。

　　而张建波对于这个特殊群体的关注也有一个开始。

　　2002年至2003年，张建波在对当地性工作者等高危人群进行防艾培训的时候，发现男同这一块还是空白，于是开始有意识地关注这个群体。但对于一个圈外人来说，最大的障碍就是很难接触到非常重视隐私保护的他们，“花了一年时间，硬是没有找到一个”。

　　关于突破口，一个广泛传播的版本是：张建波将一个“疑似同志”的中学同学叫到办公室，关上门唬他说知道了他的性取向，同时表明自己没有恶意，只想在这个群体中做艾滋病防治工作。对方先是吃惊然后矢口否认，经过几个小时的深谈，对方才表示愿意配合。

　　张建波向记者证实了这一说法。而接下来的几年，正是采取这种“滚雪球加顺藤摸瓜”的工作方式，张建波他们掌握了近2000名男同性恋者的基本情况，并形成了一个有10多名骨干志愿者的群体，建立了专门的工作室，定期开展“同伴教育”活动，“以男同干预男同”。这次酒吧负责经营的骨干志愿者也主要是他们。

　　据张建波介绍，这些男同们各个年龄段的都有，文化层次各异，并无什么特殊之处。他们会定期聚会，即使没有酒吧这个平台，也不能阻止他们的交往活动。

　　关键词之防艾

　　艾滋病晚期患者的血曾喷进眼睛鼻孔里。

　　对于张建波而言，跳出这场风波，他更多的工作重点还是在艾滋病防治领域。

　　■初次结缘艾滋病研究

　　1997年7月，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了一男一女两位病人，男的21岁，女的19岁。医院对他俩什么药都用了，就是不见疗效，病情还越来越严重。当时在该院皮肤性病科做临床医生的张建波参加会诊后，建议对他俩做HIV病毒检测，结果果然是阳性。由于没有药物可以治疗，这两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无助地逝去了。

　　根据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张建波撰写了一篇名为《艾滋病两例》的医学论文发表在《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上。这是他第一次与艾滋病研究工作结缘。

　　1997年至1999年，海外志愿者服务社派英国护士佩基·邦丝到大理工作，张建波认识了她及她的翻译张如梅女士，3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通过两位女士的牵线搭桥，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取得了英国贝利·马丁基金会和玛丽·肯劳斯慈善基金会的艾滋病防治项目资金支持，并于2002年6月开始接诊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

　　■让病人体面离开人世

　　张建波借鉴了该院以前开设的家床科的做法，即不将病人放在医院里诊疗，医生着便装直接到病人家里出诊。一方面有效保护了病人的隐私，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在医院成立一个艾滋病科引起的尴尬和不适。由于没有药物，接诊以来至2003年12月，能为病人和感染者提供的救助方式主要是艾滋病家庭关怀诊疗服务，这期间死亡了14人。张建波说，“当时我唯一能做的便是安慰他们，减少病痛的折磨，让他们体面地离开人世。”

　　24岁的小李（化名）是张建波的第一个艾滋病患者，17岁开始吸毒，到张的关怀诊室时已经全身功能性衰竭，看过一次病后再没来过。张建波等去他家看望时深感震惊：他一个人住在肮脏、潮湿、阴暗的阁楼上，房间里弥漫着霉味。张建波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询问他怎么样。原来，小李患艾滋病的消息走漏后，包括家人，都唯恐避之不及。张医生告诉他父母，小李来日不多，让他们为儿子换一套干净的床单被褥。第二天，张建波让护士给小李送去大花篮时，他的父母已为他打扫了卫生，换了被褥，母亲还搬来一张钢丝床睡在他旁边陪护他。3天后的夜里，小李“走”了。值得欣慰的是，他是在母亲重新给予的爱中死去的。

　　■危险经历感受艾滋真实恐惧

　　最危险的一次经历发生在2003年5月。一天，张建波和护士为一名艾滋病晚期患者抽血做化验，由于护士的疏忽，血液突然喷洒在张建波的脸上，弄得他的眼睛里、鼻孔里都是。张建波立即采取了临危措施，对着血部位进行了清洗，还服了抗病毒药。“尽管我是个临床医生，清楚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但真正身临其境受到考验时，我还是感受到了恐惧。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可以说每天都是在紧张中度过的——如果我被感染了，我的妻子、儿子怎么办？还有我的工作、我的事业……”他变得消沉、郁闷，以至于妻子对他产生了误解。而他还不能对妻子道出实情，直到半年后检测呈阴性才如释重负。当他迫不及待地将实情告诉了妻子，妻子忍不住扑在他怀里哭了很久。

　　■克林顿点名见他并单独合影

　　与知名大学以及国内外同行的交流合作，也让张建波受益匪浅：他与美国波士顿大学合作的“艾滋病抗病毒依从性研究”课题，全球领先；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艾滋病病毒耐药的研究，在云南省尚属首家；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的《男男同性恋与HIV的定性研究》已发表在著名的英国医学杂志《STI》上。而他在实践中摸索出的“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医疗机构为专业指导”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模式，也获得了卫生部的认可，作为“云南模式”在全国推广。2009年，他还参与和执行了国家“十一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儿童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研究”。

　　2006年，由于在艾滋病防治领域取得的卓著成效，来云南访问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点名要见张建波，并和他单独合影留念。第二年，他还获得了“艾滋病防治特殊贡献奖”马丁奖，前一个获奖者是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首席科学家曾毅。家境并不宽裕的张建波把1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来用于艾滋病儿童救助，现在，这个“爱童基金”每月为感染艾滋病的儿童支付100到300元的生活补助。

　　促使张建波作出捐献决定的，是他带儿子参加一个艾滋病儿童活动时受到的触动。一个面容悲戚的小女孩，她的父母因感染艾滋病双亡，其中父亲在她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张建波在抱她的时候她也没什么反应，直到活动快结束时他把一个玩具递给女孩，女孩突然喊了他一声“爸爸”。女孩的奶奶哭着说，因为亲戚都嫌弃她，她从来没有得到过拥抱。张建波当即表示，假如奶奶去世，其他亲属不愿意收养她，他也会把女孩抚养成人。

　　■消除歧视仍任重道远

　　但防治艾滋病这条道路对于张建波来说依然坎坷，这次遭遇的风波即是明证。“普通人很难把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病人理性区别开来，连一些医务工作者也对这个群体带有道德上的偏见。其实，传播的不是病毒，是歧视。”

　　他狭小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政协委员朋友写给他的隶书：“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也许，这正是对他以及在一线从事防艾工作的医务人员心态的真实写照。

　　新闻背景

　　大理男同酒吧风波始末

　　2009年6月，在大理市防治艾滋病工作会上，张建波提出“开设一间以同性恋为主体顾客的酒吧”的构想，计划通过这一平台吸引、覆盖、干预更多的目标人群。方案上报大理市政府后获得同意，大理市艾滋病健康促进会于是从卫生局下拨的12万防艾经费里拿出6万元用于酒吧的建设，加上马丁基金会、全球基金提供的经费支持，由志愿者们选址、装修、设计并进行了试营业，准备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正式开业。

　　11月29日，北京一家报纸率先披露了这一消息。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和400余家网站的转载，在社会上引起了褒贬不一的强烈反响。张建波当天就接到了国内上百家媒体联系采访的电话，不少记者直接赶赴大理进行实地采访。

　　11月30日，先期到达的记者报道了更多关于该酒吧的信息，包括具体方位和内部照片。面对突如其来的密集关注，担心隐私曝光的骨干志愿者经过商议决定撤离。酒吧事实上已经无法如期开业。

　　12月1日，关于酒吧“流产”、“关闭”、“夭折”等消息掀起了新一轮舆论高潮，当地媒体突然曝出的“张建波医生被‘相关部门’带走限制其接触媒体”一说，更让这种关注达到顶峰。当日，政府部门澄清这是谣传，并表态将继续支持利用酒吧开展防艾工作。

　　新闻内存

　　官员眼中的同性　　性行为与艾滋病

　　性传播已经成为我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尤其是同性性行为，它所引起的艾滋病传播已经占到传播总数的32%。

　　——卫生部部长　陈竺

　　2008年有关部门在中国61个城市对同性恋群体进行了调查，发现平均有4.8%的同性恋者患有艾滋病，其中最高的一个城市高达18%。由于中国的同性恋者大多处于地下状态，这个数据可能还比较保守。

　　——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

　　副局长　郝阳

　　2009年1月至10月云南省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10271例，其中艾滋病病人2509例，死亡1432例。其中，1月至9月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经性途径传播感染率达64.5%，男性性行为人群艾滋病感染者上升较快。

　　——云南省卫生厅

　　副厅长　徐和平

　　对话

　　防艾十年　　一路坎坷

　　北青报：在最早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想到今天这个局面了吗？

　　张建波：始料未及。我们原以为媒体报道后会很快过去的，只要让内部人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就够了。没想到太轰动，报道一出，谁还敢再来呢？

　　北青报：你认为政府注资背景是引发风波的核心因素吗？

　　张建波：我不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但政府没有直接出资办酒吧，注资也与这个（承认男同甚至鼓励男同）风马牛不相及。

　　北青报：那你认为社会大众对于亚文化和边缘人群的接受程度是外因吗？

　　张建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和声音是很正常的。一个文明、开放、和谐的社会，是能容纳任何人群的，当然是在不触动法律的前提下。至于道德，每个人标准意识不一样，就像有人爱喝茶有人爱喝咖啡。可以不喜欢，但能相互包容。

　　北青报：对于这次舆论风暴，有什么想表达的？

　　张建波：媒体是双刃剑。我不大能接受的是，一些媒体还是带着猎奇窥视的心态，有的甚至要求我在酒吧内接受采访。大众当然有知道真相的权利，但需要权衡这么做是否会干涉到我们正常的工作和个人的隐私，比如并不需要告诉大家这个酒吧具体在哪里。

　　北青报：该怎么认识男同这个群体？

　　张建波：这个群体自有人类以来就客观存在，并且这是一个高危群体，在没有办法阻止他们性行为的情况下，只能使这些行为更安全些。

　　北青报：男同与防艾是什么关系？

　　张建波：对于一名临床医生来讲，不光要对疾病进行治疗，更重要的是找到原因进行预防。导致艾滋病传播的同性性行为，绝大多数来自男同性恋者之间。因此，首先要做的就是让他们浮出水面，再把他们集中起来进行适时干预——发放安全套、心理咨询、心理排遣等，告诉他们男同的危险在哪里？该怎样做才能将危险降到最低。

　　北青报：不担心误会是鼓励男同性行为吗？

　　张建波：当初我们推进在宾馆等服务场所摆放安全套，也曾遭到误解，但显然我们的目的是为了降低艾滋病危害而非鼓励卖淫。只有以更开放更科学的态度看待新生事物，才不会得出偏狭的判断。

　　北青报：什么东西让你长期坚持在艾滋病这个领域做科研和防治工作？

　　张建波：艾滋病是皮肤病性病的一种，这首先是我的专业，是职责所在。我做艾滋病的防治到今天快10年了，感觉的确不容易，一路蛮坎坷的，经历了各级政府领导从不了解到了解再到支持的转变。而像我一样的临床工作者，经常接触到病人，他们的痛苦和无助深深地触动了我们，我想任何一个人有血性、有人性，都会为他们做点什么。

　　北青报：经常接触艾滋病患者并听他们讲述自己悲苦的遭遇，怎么进行自我心理调整？

　　张建波：最难受的时候就是接纳他们的倾诉，最好的调整方法则是他们疾病的治愈。看到他们在自己的帮助下逐渐康复，走上新生活，那种成就感会让痛苦的情绪随之衰减。尽管病去如抽丝，过程很缓慢，但与病人的感受是同步进行的。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能成为大医。